太康之治已经五年了，司马炎对统一后的国家形势总体满意。《泰始律》的颁布与实施标志着晋国已经全面走上法制化道路，虽然律令的内容较前代有所放宽，但却是中国社会迄今第一部儒家化的法典，体现出以人为本，宽和为本的儒家思想，在实际运作中起到了缓和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的作用，因而新法典得到朝野内外的普遍认可。田亩、赋税政策应该是司马炎更为满意的地方，户调、占田以及课田等赋税、土地制度既能最大限度的维护统治阶层和士族门阀的根本利益，又能够让广大百姓得到实惠，所以才会迎来生产大发展以及随之出现的民生富庶的局面。老百姓吃饱喝足了，谁还闹事儿？在司马炎眼中，看到的是一派四海祥和、天下康宁的景象。这时候的晋国可以说是强大的，社会财富大幅增加，人口也开始急剧增长，国家在军事上的总兵力已经达到七十万左右，纵观欧亚大陆，甚至整个世界都还没有如此水平。但正因为晋国自恃强大，以为从此天下太平，可以息兵养民了，所以对于时常发生的边患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对于如何处理胡人少数民族问题始终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

长期以来，司马炎对待少数部族一直采取镇抚结合，招抚为主的策略。在晋国招抚为主的民族政策下，大量少数民族迁居关内。朝廷对主动来投的部族一律接纳，并给予安置，司马炎对有功于政府的部族首领还会实行封赏。晋国的民族政策基本上是曹魏时期民族政策的延续，若干年后，华夏北方的广大土地上，处处可以看到匈奴、鲜卑、羌胡等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的现象。必须承认，晋国初期的民族融合政策是符合各族人民愿望的，也是太康盛世的具体表现。因而，司马炎对于徙戎的建议不予采纳，万胡归附才是盛世嘛。然而，随着各个族群大批迁移内地，汉胡、胡胡之间的矛盾变得日益尖锐起来，但司马炎对此并不以为然，仍然采用的是镇抚相加、以夷制夷的方针政策。

太康六年（公元285年）年底，慕容鲜卑入侵辽西，杀人众多，边郡地区一时告急。此事本来和晋朝无关，慕容鲜卑曾上表向晋朝请示，打算出兵讨伐同样位居辽西地区的宇文鲜卑，但司马炎不准。虽然不准却也没有给出合适的理由，慕容部一气之下，心说不让打宇文，那就干脆打晋国。慕容鲜卑是东胡的后裔，首领莫护跋时期慕容部曾出兵跟随司马懿讨伐辽东的公孙渊立下战功，莫护跋后受封率义王，并在辽西棘城（今辽宁北票）北部建立封国。从莫护跋开始，慕容鲜卑世代臣服于中原政权，先是受封于曹魏，晋国建立后，慕容鲜卑仍然与朝廷保持亲密关系，每岁进贡不断。直到莫护跋的孙子慕容涉归继任部落首领后，与同在辽西地区的另一支鲜卑部落宇文部发生冲突，慕容鲜卑不得不将大本营从棘城迁往辽东郡北部（今辽宁辽阳地区），与当地的汉人杂居，这也加速了慕容部汉化的进程。慕容涉归有子慕容廆（wěi），年少时伟岸有器度，游历中原时被时任安北将军的张华赞为奇才有大志。不想，慕容涉归去世后弟弟慕容耐纂夺了鲜卑政权，并企图杀害慕容廆，慕容廆只得暂时出逃避祸。两年后，慕容鲜卑的老部众杀掉了慕容耐，迎接慕容廆回来继位。慕容廆成为部落首领后，一直对父亲当年被宇文鲜卑逼迫迁徙的事情耿耿于怀，这才有了向晋朝要求讨伐宇文鲜卑的表奏。虽然宇文鲜卑的聚居地也在辽西一带，但他们并不属于东胡支系，而是当年北匈奴被东汉击败退走后，留下来的部分匈奴人与鲜卑人混居同化后的族群。司马炎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当然不愿意看到已经与汉民杂居的鲜卑人之间在边郡生事，故而不同意慕容部讨伐宇文部，没想到慕容鲜卑冲着晋国来了。司马炎急命幽州驻军各部迎击慕容廆，双方在肥如（今河北卢龙县）一带展开激战，结果慕容鲜卑败走。但晋国东北地区的边患并未解除，慕容廆此后数年与晋朝为敌，几乎年年出兵劫掠晋国平州地区的昌黎郡（今辽宁朝阳）。太康六年（公元285年），慕容鲜卑袭掠晋国的同时又向东面臣服于晋国的扶余发起攻击。扶余人是东北古濊貊（huìmò）民族的一支，扶余国的范围大致包括今天朝鲜北部、辽宁东部到吉林一带，王城先后在今天的吉林市、长春市地区。扶余国王依虑在抵抗慕容鲜卑的交战中兵败自杀，王子依罗及其它王室成员则逃至沃沮（今朝鲜半岛北部咸镜道）。慕容廆顺势将扶余灭国，剩下的一万多部众则并入了慕容鲜卑。太康七年（公元286年）夏，依罗找到晋朝时任东夷校尉的何龛，请求帮助扶余复国。何龛在请示朝廷后得到司马炎的同意，于是派遣手下都护贾沈领兵护送依罗等人回国复立。慕容廆得知消息后，命部将孙丁率领骑兵于半道截击晋军，没想到贾沈十分勇猛，领兵奋力迎战，将鲜卑骑兵打得大败，孙丁被阵斩，依罗终于成功恢复了扶余国。慕容鲜卑和扶余国本来都是晋国的臣属，慕容廆的做法显然背叛了晋国，司马炎当然会支持扶余，但事后也未对慕容鲜卑有任何惩罚措施。于是，晋国边陲的胡人常常会以为晋国只是想招抚各个少数部族，只要向晋国称臣纳贡，如果真出了问题，甚至各部族之间发生矛盾冲突，晋国也不会怎么样。

晋国的强大使得各个胡人部族明白，自己的实力根本无法对抗中原政权，于是继续纷纷来投，表示依附。跟着晋国，既能脱离北方的苦寒之地进入中原，又能时常从朝廷得到好处，而且各部族也相对独立、自由，如此局面又何乐而不为呢？太康七年（公元286年）秋，匈奴部落首领都大博和萎莎率幻奴各率十余万部众前来向雍州刺史、扶风王司马骏表示归附。太康八年（公元287年），又有匈奴人大豆得一育鞠携一万多口部众归降晋朝，同时带来几十万头牛羊牲畜，还有大量的贡品方物献给朝廷，司马炎一律笑纳，之后给予安抚。司马炎的内心自然很是受用，开国之君嘛，就需要这种万邦来朝、四夷宾服的感觉。在如此的大环境下，慕容鲜卑的首领慕容廆也不得不进行反思。目前，东部鲜卑中的两支，即宇文鲜卑和段氏鲜卑都依附于晋朝，只有慕容部与晋国产生冲突。因为先父的个人恩怨就与鲜卑同族为敌，对抗中央政府，这样做值得吗？慕容廆便与部众商议说：“我们的先辈世代侍奉中原国家，华夏民族与边地之民风俗不同，强弱有别，我们怎能一味地与晋国抗争呢？为什么不能求得和平，反而要用战争去伤害百姓呢？”看来慕容廆在中原游历多年，多少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响，好像突然间就觉悟起来。太康十年（公元289年）五月，慕容鲜卑遣使向晋朝请降。司马炎对此表示赞许，欣然接受，不但对慕容鲜卑过去的行为既往不咎，还封慕容廆做了鲜卑都督。慕容廆为了表现诚意，主动前往东夷校尉府去拜会主官何龛。东夷校尉的级别并不高，相当于二千石的郡太守一级，但却是中央政府正式任命的辽东地区最高军事长官，负责统领当地各少数部族，治所在襄平（今辽宁辽阳）。慕容廆为了表达敬意，到府之前特意着汉人服装，行士大夫之礼。但何龛因为和慕容廆有过交手经历，想以兵威震慑之，便在府中列兵与慕容廆相见。慕容廆见状，立即换上一套胡人戎装再进府。旁边的人就问何故，慕容廆道：“主人不能以礼相见，作为宾客又何必呢？”之后便不卑不亢地走进府中。何龛听说此事后，也觉得有些惭愧，慕容廆真心来见，自己却显得以势压人，反而是弄巧成拙了，此后何龛对慕容廆越发表示敬畏。慕容鲜卑归附晋朝后实力更加稳定，慕容廆又将部落大本营迁到了辽西青山一带（今辽宁义县）。另外两部鲜卑看到慕容部逐渐壮大，威德日广都十分忌惮，害怕早晚可能被慕容部吞并，结果与慕容鲜卑之间又发生摩擦。但慕容廆一改往日高举高打的策略，反而向宇文、段氏鲜卑示以怀柔，态度上表现得很是谦恭，还用丰厚的钱物来安抚两部。渐渐的，东部鲜卑三大支系开始平静下来，段氏鲜卑首领段阶还将自己的一个女儿嫁给了慕容廆。

慕容鲜卑重新归顺朝廷后，晋国现在真的可以说是四夷宾服了。太康年间，内迁的各主要胡人少数部族分布情况是，由西向东迁入关中、雍凉地区的氐族和羌族；由北向南自蒙古高原迁入并州（今山西）地区的匈奴人和羯族；同样来自北方草原、大兴安岭的游牧民族鲜卑人南迁后主要分布在三个地区，即辽西地区的东部鲜卑，包括慕容、宇文、段氏鲜卑三部，并州北部的北部鲜卑，也就是拓跋鲜卑，还有河西地区的河西鲜卑。很多部族已经进入中原多年，汉化程度相当高，其中最为突出的要数进入并州地区的南匈奴人了。太康十年（公元289年），司马炎下诏，任命刘渊为匈奴北部都尉，这是匈奴五部都尉中的一个。匈奴五部始于曹操时代，南匈奴归附汉朝后被分成左、右、南、北、中五部，各部头领为帅，朝廷派出汉人司马为监督。晋国建立后，将匈奴五部帅改为五部都尉，这次刘渊出任的就是五部都尉的其中一部-北部都尉。刘渊的祖父为南匈奴单于於夫罗，父亲刘豹为匈奴左贤王，掌管匈奴左部。刘豹去世后，其子刘渊接掌了左部帅一职。刘渊字元海，其祖先可以追溯至西汉初年的匈奴冒顿单于。冒顿单于曾经娶刘姓宗室的女儿为妻，与汉朝和亲后还同刘邦约为兄弟，所以其子孙后裔便以‘刘’作为汉姓。刘渊所在的匈奴部落很早已迁徙内地，长期与汉民杂居，因而其汉化的程度也相当高。刘渊因为是匈奴贵族，自幼便同汉家子弟一起学习儒家经典，博览群书及诸子百家。且本人武艺出众，擅长射箭，膂力过人，可谓能文能武。

曹魏咸熙年间，刘渊以任子身份居住于洛阳。任子是自汉代起实行的一种任官制度，任子令规定，高官子弟凭借父兄关系可以在朝廷出任官职，是官僚阶层享有的一种特权。因为刘渊的父、祖均为匈奴部落的首领，匈奴归附中原政权后，刘渊作为贵族子弟便可在朝廷任职。虽然借助任子制只能在朝廷出任中下级官吏，甚至只是个闲差，但同样享受相应级别的俸禄和待遇。实际上，这既是中原政权同化各少数部族的一种手段，也是将其作为质子控制胡人的一种办法。刘渊在洛阳过得还是不错的，有钱有闲，受到当时曹魏权臣司马昭的礼遇。晋朝建立后，时任越骑校尉的王浑屡次向司马炎谈及刘渊，言语中流露出很是欣赏。因为王浑出身太原王氏家族，刘渊的部族又长期生活在并州地区，两人算是半个同乡，王浑便向司马炎推荐刘渊。司马炎于是召见刘渊，交谈中觉得不错，便对一旁的侍中王济，也就是王浑的儿子说道：“刘渊仪表堂堂，虽由余、金日磾也无法与之相比啊。”由余是春秋时期晋国人，后为秦穆公出谋划策，帮助其开创霸业。金日磾本是匈奴休屠王太子，归降汉朝后被赐姓金。金日磾从马监、驸马都尉到侍中、光禄大夫期间一直辅佐在汉武帝左右，是一位颇有远见的少数民族政治家，汉武帝临终前任命其为辅政顾命大臣。司马炎将刘渊比作金日磾式的人物，说明很看好这位匈奴俊杰。王济趁机鼓动司马炎道：“刘渊仪表诚如圣上所言，但他的文武才干可远在由余、金日磾之上。陛下若委任其负责东南战事，讨平东吴则指日可待啊。”当时正值晋国伐吴前夕，王济便随着父亲王浑一样推荐起刘渊来。不知道为什么，王家是如此看好刘渊。但卫尉孔恂及卫将军杨珧却向司马炎进言道：“臣等看刘渊的才能当世无人能及，陛下若给其少量兵马伐吴恐难以成事，但如令其权势过大，又恐平吴之后，刘渊会不会据有江南自立不回来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陛下令其统领本部，臣等尚且担心，若再让其借助长江天险据有江南，那怎么能行啊！？”司马炎听后，默然不语，此议只得作罢。

晋咸宁年间，关陇地区爆发河西鲜卑叛乱，朝廷多次出兵镇压，均遭败绩，甚至还损失了几员武将重臣，司马炎只好再选得力将帅出征。尚书仆射李憙向司马炎建议，可授予刘渊将军名号，令其整合匈奴五部兵力，统兵西征平叛凉州。这时，又是孔恂站了出来，认为李憙根本不是在消除祸患。李憙听后怒道：“匈奴彪悍善战，刘渊通晓兵事，加之陛下圣明威武，难道还不能消除祸乱嘛？！”孔恂回道：“如果刘渊能平定凉州，斩杀秃发树机能，那时候恐怕凉州才真正有危险了。刘渊会像蛟龙出海，翻云覆雨，绝非池中之物啊。”司马炎觉得孔恂言之有理，此议再次作罢。李憙之所以推荐刘渊是因为自己曾经任职并州别驾，熟悉当地匈奴人的情况，自以为对刘渊的才干很是了解。刘渊两次被荐，两次受阻，郁闷的心情可想而知。恰逢友人王弥离开洛阳，刘渊为其摆酒践行。席间，刘渊慨然叹息着对王弥说道：“王浑、李憙都是家乡的故人，对我十分了解才予以推荐，不想谗言毁谤随之而来。这些本非我愿，却深受其害。看来，我只能终老洛阳，就此与你永别了。”说罢，举杯豪饮，纵酒长歌，音调高亢，一副壮士豪杰慷慨悲歌的形状，听者无不唏嘘落泪。不巧，刘渊这一幕被正在外出巡视的齐王司马攸看到了。回京后，司马攸便对皇帝说：“陛下不除刘渊，臣恐并州早晚不得安宁。”王浑听闻此言又跳了出来，急忙劝谏司马炎道：“刘渊实为忠信长者，臣愿为其担保。我朝历来华夷共存，怀远以德，岂可因无端猜疑就杀人质子而不能显示我朝弘德雅量呢？”司马炎认为王浑说得对，不对刘渊有任何处置。

公元279年刘豹去世后，司马炎命刘渊接掌父亲的职位，出任匈奴左部帅。刘渊终于离开洛阳，携朝廷的委任回到并州。刘渊回去后展现出优秀的政治才能，治下能够做到明刑法，禁奸邪，轻财好施，推诚接物，匈奴五部的诸多豪杰相继来投，甚至远在幽州、冀州一带的汉人大儒名士都投到了刘渊麾下。王浑的话也许不错，刘渊的才能得到充分展现，但王浑、李憙又确确实实看走了眼，因为若干年后，正是刘渊及其后人成为了晋国真正的掘墓者。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