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攸之死释放出一种信号,晋国的政治格局将会失去平衡,并在不远的将来为动乱埋下隐患。司马炎和这个弟弟本来感情是不错的,司马攸比司马炎小了整整十岁,司马炎从小对弟弟还是很关爱的。不过,司马昭夫妇更喜欢司马攸这个小儿子,这也不足为奇,几乎所有的家庭都更偏爱少子一些,这大概也是华夏民族多年的传统了。但成年以后,特别是在司马炎登基称帝后,作为皇帝必须为自己的身后事做打算,加之荀勖、冯紞等人经常在背后挑拨,司马炎自己又有耳根子软的毛病,所以让司马攸离开洛阳就成为必然。司马攸为人清正,行为举止都合乎礼法,司马炎和弟弟谈话时常常是斟酌好了再说,对其又敬又畏,让皇帝有时候都觉得很累。俗话说,水至清则无鱼,司马攸如此正直与晋国统一后松弛浮华的社会风气显得有些格格不入,甚至会挡了某些人的路,连司马炎自己都已陷入了浮华享乐的生活中,司马攸这种风格让有些人很看不惯。但当司马攸的死讯传回京城时,司马炎依然哀恸不止,毕竟是一母所生的兄弟啊,司马攸死时还不到四十岁,怎能不令人感慨伤痛?这时,冯紞在一旁说道:“齐王名过其实,似乎天下都归附他。现今离去,实乃国家之福,陛下何必过于哀痛呢?”司马炎于是止住哀容,不对冯紞有任何嗔怪已经说明了一切,然后,命有司按照当年安平王司马孚的丧葬礼仪为司马攸安排了隆重的葬礼,这些面子上的事情还是要做足的。司马攸有四个儿子,其中司马囧为嫡子,即司马攸与正妃贾褒所生,继承司马攸的齐王爵位。
司马攸刚刚离世,五月,琅琊王司马伷也去世了,终年五十六岁。司马伷是司马昭的异母弟,是司马炎的叔叔。在伐吴战役中,司马伷统领一支人马立下战功,并曾接受孙皓的投降及吴国御玺。司马伷的正妃是司马懿还在世时为他娶的诸葛诞的女儿,后称诸葛太妃。诸葛太妃的弟弟诸葛靓正是当年同吴国丞相张悌一起坚守到最后的吴国大司马、副军师,随着孙皓的投降一切烟消云散,诸葛靓一度竟不知所踪。诸葛靓小时候随父亲诸葛诞在曹魏生活时就与司马炎结识,但后来诸葛诞反叛失败被司马昭灭族,而诸葛靓当时正好去了东吴,侥幸逃过一劫,所以诸葛靓发誓此生不仕晋朝。吴国投降后,司马炎看不到诸葛靓,猜测他可能躲在了琅琊王妃的姐姐家里,便亲自去琅琊王府见他。诸葛靓东躲西藏,甚至躲进厕所里也不愿见司马炎。司马炎是真往厕所里追啊,还问诸葛靓:“卿还记得我们小时候的交情吗?”诸葛靓一听更加悲痛,心说有什么交情我们家不还是被你们家灭族了?便流泪说道;“臣不能吞碳漆身,今日又见到圣上,实在惭愧悔恨啊。”司马炎听诸葛靓以‘臣’自称,以为诸葛靓能回心转意,便找来诸葛太妃一起摆宴庆贺。席间,司马炎欲召诸葛靓任侍中,随侍自己左右,没想到诸葛靓坚决请辞,司马炎当时也很尴尬。后来,诸葛靓回归乡里,终身不面向洛阳京师方向而坐,算是为父亲守住了最后一份名节。
与司马伷前后去世的还有任城王司马陵,司马陵是司马懿七弟司马通的长子。十一月,新都王司马该也去世了,司马该是司马炎的第十二子,死时年仅十一岁。尽管司马炎这时已有二十多个儿子了,但还是为这个儿子尚未成年便早逝而唏嘘不已。就在司马宗室相继离世之际,归命侯孙皓也来凑了一把热闹。太康五年(公元284年)正月,孙皓于洛阳病逝,终年四十二岁。孙皓的寿命不长,从命理的说法可以归结为其生前作孽太多,但与孙皓投降后寓居洛阳的心理状态恐怕也不无关系。孙皓一向觉得自己很牛,结果最终成了亡国之君,在洛阳几乎是被监视居住,这与孙皓做皇帝时的感觉反差太大。其实,司马炎并没有难为孙皓,除了给孙皓应有的待遇之外,后来,随着全国统一后局势的逐步稳定,司马炎的心情放松下来,就连对孙皓的监视也基本没有了,孙皓甚至可以进宫见到司马炎。有一次,司马炎与侍中王济下棋,当时王济还没被贬,因为和司马炎随便惯了,王济就把腿伸直到棋案下,显得很是慵懒。这时,孙皓恰好在一旁观棋,王济也问出了贾充类似的问题:“听说你在吴国时剥人面,削人足,有这事吗?”孙皓立即回道:“作为人臣在君前失礼,就应当受到这种刑罚。”孙皓是在暗指王济君前失礼了。孙皓就是这样谁都不服的性格,但毕竟是亡国了,所以孙皓在洛阳反而时常成为大家取笑的对象。这或许也是孙皓内心郁结,最终发病而亡的原因吧。孙皓死后就葬在了洛阳北部的邙山,前吴国皇后滕芳兰,即孙皓的正妻滕皇后亲自为其写策文表示哀悼,文字甚是凄楚感人,隐隐显示出对孙皓的思念之情。孙皓究竟是怎样的人呢?
孙皓的死就像烟一样随风而去,人们更关心的是武库的井中出现了两条龙,司马炎知道后面露喜色,百官也都赶来朝贺。尚书左仆射刘毅就对司马炎说:“上古时,龙降临在了夏朝的庭院,后来祸害了周朝,所谓‘潜龙勿用,阳在下也’,所以没必要去为龙朝贺。”其实,龙谁见过?估计又是溜须拍马之徒为了迎合司马炎的所谓太康盛世而报的什么祥瑞,而刘毅所说的龙降夏庭指的是,传说夏朝最后一任君主夏桀的庭院中忽然降下两条龙来,龙说:“我们才是这里的君主。”夏桀吓得连忙将龙说话时的唾液收在一个罐子内,珍藏起来。后来,这个装有龙口水的罐子一直传到了八百年后周厉王的手中,周厉王不经意间打开了罐子。龙口水随即化作一只小虫跑了出来,小虫最后钻到了一个宫女的肚子里。这名宫女四十年后生下一名女婴,当时的周宣王,也就是周厉王的儿子很是奇怪,哪有这么大岁数的宫女还能生孩子的?这个女婴必是妖孽,反常即为妖嘛,于是下令将女婴抛弃到河中。但女婴没死,长大后还跟了周宣王的儿子周幽王,这个女婴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后来果然害得西周灭国了。司马炎听刘毅这样一说,便对龙的事情没那么热心了。刘毅从司隶校尉迁任尚书左仆射后,日夜操劳国事,并不因自己的儿子刘暾支持司马攸被免官而有任何抱怨之色,只是依旧正直中肯得对时政提出自己的意见。刘毅对晋国长期以来实行的九品中正制提出了尖锐的看法,指出九品中正制现在没有实现选拔优秀人才的目的,反而存在着种种弊端。其中,很多中正官掌握着选拔官员的权力,他们却公私不分,借此营私舞弊。导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阻碍了寒门子弟的进阶之路。中正官选人只看门第,却忽视了学识、品行,造成不当的言论在乡里横行。国家从来惩恶扬善,依法裁决,却对中正官缺少监督机制,结果这些人在下面为所欲为,肆无忌惮,很多人都蒙受了冤屈。有些中正官品评人才不过是道听途说,甚至连本人都没见过就推荐上来。由于中正官权势过大,有些政绩显著之人因为和中正不熟悉只得处于低位,而没什么政绩的士族豪门官吏却靠门第可以步步高升,这就助涨了崇尚虚名的浮华风气。现在中正官选人不看本人才能是否与品级相符,只顾培植自己的亲信故旧,导致全天下懈怠于德行的培养却只专注于人情世故。这些所谓的中正官既不中,也不正,所以应该罢黜中正官体制,废除九品官人法,天下一统的王朝不宜再延续曹魏时期的这种用人制度了。刘毅的观点得到了太尉、汝南王司马亮以及时任司空卫瓘的支持,他们也认为,当初魏国采取九品中正制是因为天下大乱,人才四处流徙,无法做到详细考察,九品中正制只是应对乱世的权宜之计。现在九州一统,教化方始,应该去除这种粗陋的选人办法,将选拔人才的权力交给地方,中央不必再委派中正官下到各地,各地公卿以下的官员以在当地政绩为考核标准,不要觉得自己只是客居他乡,无所作为。应该废除九品中正制,推荐选拔人才完全由各地乡里决定,这样追逐虚名浮夸的风气就会停止,大家就只会注意如何严格要求自己了。也有人建议,废除九品中正制后,可以允许各地的士人之间相互流动、聚拢,这样会更有利于地方选拔、甄别人才。司马炎看到这些提议后认为大家说得都不错,也有道理,但最终却没有进行选人制度的改革,九品中正制实行依旧。为什么?还是因为司马家的天下得位不正,从曹魏手中接掌政权靠的是逼迫禅让这样看似和平的手段,而不是武力征服。和平手段就需要士族官僚的支持与认可,反而武力征服靠的是铁血杀伐,旁人是否认可就显得不那么重要。所以,司马氏为了长久得到士族阶级的拥护,就必须给予官僚阶层利益与特权。如果取消九品中正制这样明显有利于世家大族的官员选拔制度,士族阶层的权利将逐渐弱化甚至消失,当士族官僚的不满积累到一定程度势必就会威胁到最高统治者自身的安危。因而,司马炎必须保留这种向世家大族倾斜的政治制度。但九品官人法好似一把双刃剑,在维护士族利益的同时虽然可以暂时稳定住政权,然而,随着士族官僚通过享有的特权不断壮大自己的实力,渐渐开始轻视皇权,结果反而不利于稳固政权了。假如再遇到昏庸、懦弱的统治者出现,士族门阀的权势将会进一步积聚、膨胀,最终将对皇权构成直接威胁。现在,不过是因为司马炎是开国之君,挟一统天下的强人姿态可以将各方势力保持在一种平衡状态。但继续维持九品中正制度终究可能对皇权形成反噬,司马炎或许看不到这样的情形出现,可司马炎之后呢?随着一批重臣、元老们的相继离世,晋国的政治生态正在面临重要的拐点。
太康五年年底,阳历时间已经进入公元285年年初,镇南大将军杜预被征调至朝廷出任司隶校尉一职,中途行至邓县(今河南邓州)不幸染病去世,时年六十三岁。杜预生前遗言,在洛阳以东的首阳山营造陵墓,但一切从简,只用洛水河中的圆石堆砌墓穴。墓道向南开,可栽树开道。司马炎追赠杜预为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号‘成’。不过,杜预生前的官位始终没有达到三公的级别,对于这位为晋国立下汗马功劳的名臣来说似乎是低了一些。杜预之前就看出司马炎建国后对于世家大族采取的是宽纵政策,长此下去,整个社会必然会走向腐败、黑暗。于是,杜预向司马炎提议实行一种新型的官员课考制度,即‘六年黜陟法’。杜预建议,朝廷委派官员出任重要岗位,这些官员可对下属官吏实行各自考核。每年年终评定优劣,并予以公示。这样六年下来,始终政绩优秀的可破格提拔,委以重任,始终政绩不佳的则予以罢免。对那些优多劣少之人可以按级升职,优少劣多之人则应降职处分。政绩考评时,因为任职的条件不尽相同,工作中确实有难易之分。如果因为工作难度大就评为优,工作简单就评为劣显然是不对的,主管之人一定要衡量轻重,适当调整,不必完全拘泥于法规的条条框框。不过,司马炎于泰始五年(公元269年)下发的诏书中认为,杜预所谏考课制度难以实施,在人才选拔方面仍然采用共同推荐的方式,即由州中正、郡中正共同品评、筛选人才,然后再向吏部推荐。无论杜预的建议是否被采纳,都不能掩盖杜预全方位的天赋异禀。其在政治、军事、学术、律法甚至天文历法方面都有诸多建树与创造。杜预死后,纵观整个晋国历史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像杜预这样全能型的人才,这对晋国来说的确是不小的损失。
太康六年(公元285年)正月,杜预刚刚离世不久,尚书左仆射刘毅也去世了。刘毅一生忠直耿介,其风格很像后世明朝著名的耿直之臣海瑞。刘毅曾经在散斋时生病,散斋是指在行祭祀礼前,文武百官于公署内各斋戒四日,斋戒期间不近妻妾、不举乐、不吊丧,结果刘毅的妻子去看他,刘毅便请求治妻子的罪,因为犯了斋戒之规。妻子有时犯有过错,刘毅甚至会杖责加身。虽然刘毅的做法似乎显得不近人情,但正是这种无所曲私的精神却成为朝野仰慕的榜样。刘毅去世前告老辞官,司马炎因刘毅清贫赐其钱物,并每日供给米肉,命其以光禄大夫职衔回归府邸。刘毅峭直如此,终究不能至三公宰辅之位,当司马炎得知刘毅的死讯时,叹息说道:“失去一位名臣,不能活着做三公了。”于是,追赠刘毅仪同三司,派使者监护办理丧事。失去刘毅,司马炎身边再无如此耿直之臣了。
太康六年(公元285年)十二月,晋朝建国初期最大的一颗将星襄阳侯王濬去世,终年八十岁。王濬本为严正清峻之人,所以才被羊祜看重,并推荐委以重任,成就了灭吴之盖世功勋。王濬灭吴时已是七十四岁高龄,却因为与王浑争功受到身边之人的规谏。王濬后来虽然在争功一事上有所收敛,但内心与对手王浑的疙瘩始终未能解开。王浑有次主动拜访王濬,王濬却在府中严加防范,四处设置侍卫,然后才见了王浑,搞得两人本来可以轻松化解矛盾的气氛又紧张起来。按说,司马炎最后给了王濬抚军大将军、仪同三司加特进的待遇也算位极人臣了,王濬对王浑却还这样放不下来就显得有些小气,一时间成了个笑话。王濬后来也看开了,征召举荐之人多来自蜀地,以示自己不忘故旧,而且平日生活也不再以朴素自居,反而开始追求锦衣玉食,甚至放纵奢侈自享安逸起来。或许王濬也是受到了晋国上下普遍奢华风气的影响,但话说回来,每个人人生的最后阶段为什么不可以好好享受享受呢?
功臣、元老先后离去,晋国的历史却要继续下去。司马炎看到往日熟悉的面孔一个个消失了,内心深处也难免掠过一丝悲凉。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