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孝公虽然也属“变法派”，但他是主持人只可公正的裁判，没有辩论权。他的右边，依次坐着公孙贾、公子虔、甘龙、杜挚等“反对派”，个个摩拳擦掌、左顾右盼、信心十足，杀气腾腾地摆出一副围攻的架势左边却只有商鞅自己，未免显得人单势孤。秦孝公有些担忧的看了他一眼，他却是神色自若，略带微笑，竟不因形势的严峻而有不安。

公子虔是秦孝公的堂兄，官拜太傅，宗室贵族，位高望重。按新法，儿孙们将有沦为庶人的危险，仅这一点他就不能接受，听着儿子嬴飞的哭诉更是火冒三丈：胡闹！让天皇贵胄的后代去跟小兵们抢头争功？太掉价了！有个一差二错，碧血染黄沙，不能让人忍受。于是便与公孙贾等日夜讨论，研究如何击溃“新法”，坚决捍卫老祖宗给留下的风水宝地！并决定在发起攻击时，由他首先开炮。当然他们不能把发难的理由设定在维护个人利益，而要找一个大题目。

公子虔先干咳了一声，然后才倚老卖老的教训商鞅：“你听说过吗？自古圣人不更改人民的风俗生活习惯，智者依照历代相传的法令治理国家，礼、法都是古代圣贤制订的，你有何德何能？就敢轻易抛弃，另搞一套什么新法？年轻人，不要肆意妄为，还是谨慎点儿好！”说完，用力吐口痰。这哪里是“大辩论”？简直就是“大批判”。

商鞅自有办法迎战，你既然抬出“古”来进攻，我就从“古”上还击：“太傅所闻，确是渊博，但不知所见的古代典籍史书有多少？

历代礼、法确都是当时圣贤制定的，却非沿用至今、一成不变。

上古伏羲、神农，对人民只教育、不诛杀黄帝、尧、舜则教而后诛之夏启变禅让为父子相传，汤、武革桀、纣之命。

他们都是今人称颂的圣贤吧？既然前代圣贤制定的法令政策已经尽善尽美，为什么后代圣贤却要有所变，用新的来代替呢？

就同一国来说，周文王尚为殷之臣，周武已代商而王天下。虽是父子，然出于不同的时代，能沿用同一礼乐吗？

现在齐恒、晋文及我穆公，无不依时制礼，国事定法而称霸于诸侯。事实证明：从来就没有沿用至今的古礼、法可供后人遵循。相反，随着世易、时移，礼、法都必须因时而变，所以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这些书籍上都明确记载，请太傅回去多读点儿书，看看我这个年轻人说的对不对。

至于人民的风俗生活习惯，更是在不断的改变，否则，您为什么不像上古人那样裸身体茹毛饮血，而是衣锦玉食呢？”

正在闭目养神的公孙贾大概受到商鞅的启发，而在想像公子虔光着屁股的样子，不禁扑哧笑了，公子虔以为他是在笑自己吃了败仗，更为尴尬，瞪了商鞅一眼，却没再反驳。

太傅头一炮就被闷住了，上大夫甘龙迎难而上，接住商鞅的一句话，另行破题：“摆事实好嘛，我秦国自穆、康以来，一直是因民而教，不劳而功据法而治，吏习民安。事实证明，秦国已如此经过了几百年，不也挺好吗？你又何必标新立异搞变法？实乃不明智也！”

对他就不必太客气：“甘大夫只说对了一半，因循固有的工作方式，官吏确实可以不劳，却没有功成，依照旧的法令条框一成不变官吏们虽然熟谙顺手，民却未必得安宁。

功是什么？最大的功是让国家强大！但在旧体制的保护下，已形成无作为的惰性：为官者尸位素餐，只求享乐做吏的巧取豪夺，吮食小民。上下因循守旧，举国暮气沉沉，不图进取，随遇而安。试观：关东已尽用铁器，遍地沃野而秦农还在以石耜耕种，致使关西大地，千里荒芜，所产之粮，不足半年之食所收之税，不能足官吏俸禄。如此，国家能富？兵力能强？百十年来，秦的疆土无尺寸之扩，反被人夺去河西重地，攻下函谷要塞，您还有脸吹什么功成？

说到民安更令人齿寒，丰年尚衣食不足，啼饥号寒，一遇灾难，饿殍遗路，百姓困于贫穷，铤而走险豪绅邑蓄私兵，争斗不断，请问甘大夫，这就是您所谓的民安？

世俗人由于惰性，大都愿意生活在习惯势力的荫庇下，只求眼前得过且过所谓学者也只局限于能够符合世俗意愿的事理表层，缺乏远大高深的目光。跟这些庸人不可能讨论如何改变、制订礼、法的大事。所以，总是由聪明睿智的圣贤制订礼、法，而愚蠢无知的顽冥，只能遵照执行，被礼法所控制！

坦率的说，甘大夫，既然你死抱着因民而教、不劳而功、据法而治、吏习民安这种僵化的观点不放，就说明您属于那种为礼、法所制的愚民，不够资格参加今天的讨论！”

这一番淋漓尽致的痛骂，其实把所有“反对派”都给包括进去，秦孝公听得高兴，不禁叫了一声：“好！”便问：“谁还发言？”

按预定，该轮到杜挚，他被商鞅的利口骂的胆怯，却又不能缄口无词。事先打好的底稿不忘也拿不出了，只得绕个圈子以退为进：“大良造言之有据，证明礼可更，法可变也就罢了，但臣听说，得不到十倍的效益，就不更换工具得不到百倍的效益，就不改变方法。农、工细事尚且如此，国家的根本大法，自然更得考虑变后的效益了，您提倡变法又能给国家带来多大好处？请指教不敏。”

商鞅一笑：“汤、武立新而为王，桀、纣循旧而丧国。可见，变法与否关系到国家的兴衰成败，您自己计算一下，其利几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