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 年 6 月 11 日，四平攻坚战正式打响。在这场惨烈无比的战斗中，我陈明仁抱着必死之心，甚至抬着棺材上阵，以此来激励手下的两万将士。面对林彪率领的七万大军，我们毫不畏惧，奋勇抵抗。经过一番艰苦卓绝的战斗，最终成功守住了四平城。这一战，让我声名大噪，成为了国军中的名将。

战后，我的地位也随之水涨船高。蒋介石对我赞誉有加，亲自授予我青天白日勋章，并将我升任为第 7 兵团司令。然而，尽管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就，但我与土木系的陈诚关系并不和睦，陈诚找到了一个机会，撤销了我的职务。此后，我被调任至南京总统府担任中将参军，这个职位虽然听起来不错，但实际上却毫无实权可言。

1948年蒋介石与桂系将领勾心斗角处于白热化，在白崇禧、程潜等人的帮助下，李宗仁成功当选副总统。一时间，桂系力量和声望陡增，让蒋介石极为忌惮。选举完毕之后，蒋介石免去了白崇禧的“国防部长”职务，让白崇禧到华中“剿总”任总司令，撤销了武汉行营，武汉行营主任程潜被任命为湖南省主席兼绥靖公署主任。

1948 年 6 月，白崇禧出任华中“剿总”总司令。突然有一天，我收到了白崇禧发来的电报，他邀请我前往华中“剿总”担任要职。电报中的职位是武汉警备司令兼任第29 军军长。

就在同时，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也向我发出了邀请，希望我能去他的绥署担任参谋长一职。

面对这两份邀请，我陷入了沉思。经过深思熟虑后，我最终决定接受白崇禧的邀请，前往华中“剿总”。因为这样一来，我就能够亲自带兵作战，而这正是我最为擅长的领域。

到达武汉之后，没过多久，蒋介石下达命令，要求在武汉组建第一兵团，并任命我为兵团司令。不久之后，我再次获得晋升，成为了华中“剿总”副总司令。我的第一兵团采用了两个军的编制，其中包括第29 军以及重新组建的第71 军。

当我接到白崇禧的命令，要求我将第一兵团调往长沙，加强湖南的防御力量时，我的内心涌动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激动和喜悦。这份喜悦不仅仅源自于军事部署的考量，更在于我即将回到那片养育我、塑造我的热土——湖南。

在湖南，有着许多知名的军政大员，如程潜、唐生智和李默庵等。他们都是坚定的和平倡导者，与我志同道合。如果能与他们携手合作，共同推动和平事业，那么我们的努力将会事半功倍。而对于我个人而言，如果能在家乡湖南发动起义，成功的把握也会更大一些。

于是，在 1949 年 2 月，我率领着第一兵团踏上了前往长沙的征程。同时，我还兼任了长沙警备司令一职，肩负起维护城市安全的重任。此刻，我深感责任重大，但内心充满了信心和期待。

1949年8月4日，我与程潜等率部通电起义，弃暗投明，投入了新中国的怀抱。